澳大利亚本地语言

在语言层面上，澳大利亚称得上“独树一帜”。在澳大利亚第一次殖民时期，这片土地上的人就说着约250种语言，这儿，是世界上语言最多样化的地方之一。

但如今，很少人会说当地真正的土著语言。截至2016年，只有约10%的澳大利亚土著在家中说土著语言。大多数土著语言现在处于“沉睡”期，等待语言复苏主义者的唤醒。

然而，澳大利亚土著语并不是非单纯地随时间逐渐凋零，而是与当地政府有关。

在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土著语被英语所取代。

1953年，联邦教育局解释了此举意图：

同化政策要求人们尽快确定一种通用语言――不仅方便土著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交流，也方便使用不同语言的土著人之间的交流。通用语必须是英语，全国各地都需要有计划的、活力满满的、持续不断的学习英语。以新语言代替旧语言更有助于稳定国民传统的社会结构。

正如语言学家亚瑟?卡佩尔1964年所写：

政策期望着土著语言随时间消逝，以便土著人能够被“同化”。

为了推行这项政策，学生在学校中也不可以使用土著语言交谈。它要求教会学校的教师报告他们是否使用土著语言以及使用土著语言的原因。宿舍的使用，有意识的让儿童与家庭分割，加剧了对澳大利亚土著语的攻击。

这种攻击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土著语言是有缺陷的，并且削弱了批判性思维。 传教士语言学家比尤拉?洛在20世纪50年代被告知土著人\"没有真正的语言\" 语言学家罗伯特 ? 迪克森记得1963年有人告诉他，土著语言\"只是一些咕哝声和呻吟声\"。

1969年，联邦政府认为，由于“双语教育的抑制作用”，土著学校需要“补救工作”。

如今，教育工作者们意识到了多语言的重要性。

翻译《圣经》

少数学习澳大利亚语言的欧洲人通常是传教士。但是他们的方法很矛盾。一方面，他们把孩子送进宿舍拆散家庭，只让其上英语课，这直接导致了澳大利亚土著语言的丧失。另一方面，传教士比其他殖民者更关心土著语，因为他们热衷于翻译圣经。

相比国外，这里翻译圣经的工作进展缓慢。第一本土著语圣经于2007年翻译完成(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克里奥尔语)。毛利人的《圣经》于1868年完成，到1946年已译成30种太平洋语言。

这些传教士中的语言学家通常依靠土著翻译人员来教授、翻译土著语。赫尔曼斯堡的卡尔?斯特里洛曾和摩西?塔卡博塔一起进行翻译工作。斯特里洛是少数承认自己有土著同伴的人之一，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其他人都叫什么。

在许多地方，土著人利用传教士来为后代保存他们的语言与知识。如今他们的远见得到了回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的杰作被人们用于语言的复兴。

学习英语

与此同时，许多土著人很快学会了英语，并发现学会英语可以带给他们保卫自己利益的机会。他们往往都是极具天赋的语言学家。殖民者来到这里之前，他们通常已经会说多种语言了，再多学习一种语言相对容易。

土地被剥夺，往往意味着嘴里说着不同土著语的土著们要挤在一块生活，所以土著居民也将英语作为一种通用语言。有些人认为，也许是为了隐藏他们的土著特性或避免相关的歧视，也许是为了维护他们在文化知识方面的权威，所以他们才说英语。

到了20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白人意识到土著居民并非注定要灭绝。相反，他们认为一旦土著人被同化，土著文化和语言就会消亡。

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的态度才开始改变。1963年，尤伦格人向英联邦政府递交了树皮请愿书。最初的请愿书是用古帕潘古语写的，并附有英文译本，表达土著语言不能再被认为是文化价值很低的“咕哝和呻吟”。

1973年，联邦政府在特定的土著学校引入母语教育。越来越多的原住民教育者也正在呼吁并实施“双向”教育。

今天，学习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已成为可能。诸如Kaurna和Awabakal这样的语言正在复苏。当然，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语言复苏”仍然面临政策、偏见、资金和资源方面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