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26 15:05:34|已浏览：132次
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档案资料由成都市档案局（馆）提供
清末民初，“求变”思潮贯穿着整个中国社会。师夷长技以制夷，国内青年和学者将目光纷纷投向国外。而这些远渡重洋的进步之士中，不少人日后成为连接中外的纽带，以及中国社会进步的强心剂。
法国，成了很多人的目的地。而在四川，于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还开设有专门的赴法预备学校，培训和帮助有意愿去法国留学的青年。而四川人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也可以说是最早且最多。
何以对法国有如此憧憬？著名教育家吴玉章的一段话可见原因：“现在世界的新思想，新科学以及此次世界和平会议，皆在法国。诸君前往，不但能学得物质上文明，并可养成高尚的理想，将来归国，以贡献于吾国社会，必能为社会开新纪元，其功业自不可量。”
1923年成都留法学生叶怒沧的法国巴黎大学《学生证》
1931年前护照颁发并不“统一”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清廷改革科举制度，废止八股取士。九月，谕令将全国所有书院改为学堂，分别建立大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以及专门学堂。目的就是要学生们走进新式学堂，去学习那些对国家有用的实业。
上谕下行，四川总督岑春煊奏准设立四川学务处，成都也兴起了办学的热潮。告别了“之乎者也”，工业学堂，外国语专门学堂，铁道学堂等，新式学堂遍地开花。
同时，留学风也一并刮来。岑春煊和后面的川督锡良饬令各州厅府县选拔优秀士子东渡日本学习师范，派员赴日、美考察洋学堂，并聘请外籍教师入川讲学。兴学情况还纳入了地方官方的考察，可见官方的重视和力度。
不过，和如今出国留学相比，老成都时期留洋需要走的程序就简便得多。
最初，身家清白，没有案底，带上一张船票一个护照，基本上你就可以踏上远赴他乡的求学之路。当时的护照“技术含量”也没有现在高，过关关卡也不太严，只要随身行李没有违禁物品，就可轻松通关。
在1931年国民政府颁发《护照条例》之前，护照的发放挺“随意”。因为颁发机构的不统一，国民政府，驻外使馆或政府机构里的外事部门，都有权利发放护照。而且这些护照大多为单页纸，格式、形式和印章也是五花八门。
但因为交通落后，出国最大的困难，就是得忍受好几个月在轮船甲板上风吹雨打的日子。忍辱负重，风餐露宿，在驶向求知彼岸的中国学子，也将中国崛起之帆扬起于世界的凶涛骇浪。
1914年至1927年法国领事馆租用一公馆的契约，图片来自于《法国与四川：百年回眸》一书
四川人赴法留学居全国之首
有了官方的推动，远渡重洋的浪潮持续高涨。《成都通览》中记录了一组老成都留学人数的数据，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十二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五十七名，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达到三百二十二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已经有了八百名。
五四后，留法勤工俭学又成为风气。据成都市档案局（馆）提供的数据显示，在1918年-1921年出现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四川人达492人，居全国之首。
1911年《各国领事及助理人员统计表》
而在奔赴法国留学的浪潮中，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1927年1月，年仅23岁的巴金在上海登上了一艘名叫“昂热号”的游船，驶向法兰西。
在其文集《海行杂记》中，巴金望着海上星空，曾写下这样的感受：“从前七八月在家乡的庭院里看到了密密麻麻的繁星;三年前，在南京住处后门看到星群密布;如今，在海上看到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心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也许是一样的星空，但已不是相同的心境。在浩瀚大海和星空怀抱之中的他，透露出更多向往的喜悦。
23岁的巴金有些许“叛逆”，他想逃离某种束缚，热衷于改革和奋进，而这样的“叛逆”背后，也有“隐忍”的承担。随着周围“留学热”的升温，去法国的念头也一直折磨着他。终于，他鼓起勇气给大哥李尧枚写信，表达出国的愿望。
兄弟间感情一向紧密深厚，李尧枚也很照顾兄弟，有时还带回进步杂志，让他们“开眼界”。但当时家中正面临窘境，大哥几乎担起重担绝望挣扎。因为手头不太宽裕，大哥便如实回复，考虑再三后希望弟弟能推迟赴法。但巴金仍坚持希望能够尽早踏上旅程，大哥最终变卖田地，为弟弟筹集出国费用。
老成都对外交往①赴法留学（2）法国领事设宴欢送川籍学子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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